刘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司司长
温雪峰 中国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和化学品司副司长
社会组织是推动多边环境协定的关键参与者和行动者，正如我们今天讨论的塑料公约中所体现的那样。在众多积极为未来塑料条约做出贡献的民间社会组织中，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也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为中国和世界的塑料治理提供智慧，更期待看到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今天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在对抗塑料污染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分享、更多的行动，通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务实的目标的实现和实施。
张亦默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可持续蓝色经济项目主任
从国际到国内，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到中国，从塑料污染国际文书到一线行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塑料工作简介
汪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塑料议题协调员
Eirik S. Lindebjerg 世界自然基金会 全球塑料政策项目负责人
蒋南青 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蒋琤 蚂蚁集团可持续发展部副总裁、蚂蚁森林基金会秘书长
塑料污染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这里有十余家中外社会组织的“声音”
社会组织对中国塑料污染治理的特殊贡献
第一轮圆桌对话环节，SEE基金会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项目总监卢之遥与4位来自国内外的环保专家共同讨论国内外社会组织开展塑料相关工作的经验和挑战。
太平洋环境重庆代表处首席代表邓萍表示，塑料议题复杂且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塑料议题非常有必要。中国的环保社会组织已经通过专业研究、公众教育、多元参与等方式，在电商、餐饮、酒店等行业参与到塑料污染治理中。他们同时尝试摸索重复使用等创新解决方案，并能够基于实践观察和科学数据，为政策提供参考，以助力塑料污染治理政策的落实。
深圳零废弃政策顾问刘华表示，塑料问题不能仅仅被认为是污染问题，应该是污染、资源和气候问题的综合问题。扎实的研究是制定合理政策的保障。我们需要基于研究工作，多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对话，为解决塑料污染找到正确的方案。避免生物塑料替代传统塑料这种错误解决方案的案例重现。
GAIA的塑料政策主管Arpita Bhagat表示，虽然存在清洁焚烧、生物塑料等新兴解决途径，但我们不应该把塑料问题看作是废物管理问题。减少绝对的塑料使用量才是应采取的最直接有效的减塑方式，而这需要包含具体规则的国际间塑料法律文书，以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同时，Arpita指出，应提高制造塑料所用化学物质的信息透明度，人们能对塑料特别是食品级塑料的制造有更清晰的认知，这对于塑料安全和减少塑料使用量都具有较强的正向意义。
Break Free From Plastic的全球政策顾问Semee Rhee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中遇到的挑战是全球性的难题，其中快递、外卖服务的绿色转型挑战可以大致总结为两点：一是已经出台的限塑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仍需要更强有效的实施机制；二是纸制品仍需塑料涂层来实现防水功能，这意味着替代材料仍有缺陷。针对上述两个挑战，Semee认为，NGO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为生产塑料包装或产品的企业，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机会，促进双方共同建立合理可行的重复使用体系，利用深度合作推行可持续生产理念。
从左到右：SEE基金会气候变化和商业可持续项目总监卢之遥、Break Free From Plastic全球政策顾问Semee Rhee，GAIA Asia Pacific塑料政策主管Arpita Bhagat、太平洋环境重庆代表处首席代表邓萍、深圳零废弃政策顾问刘华。
圆桌对话（二）
多利益相关方如何更好地参与中国塑料污染治理
在第二轮圆桌对话环节，终结塑料污染全球商业联盟联席主席Jodie Roussell与4位社会组织和专家共同探讨多利益相关方如何更好参与中国塑料污染治理。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高级法律主任Daniela Duran表示，塑料污染当中的气候影响最应当被重视。她认为中国是塑料污染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推动者，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制定必要的规定，来应对塑料生命周期对气候的影响，尤其应当重点关注塑料生命周期的上游部分，即塑料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气候影响。最后，她表示尤其期待中国代表团在INC-3期间对会议整体议程的推动，正如她几周前学到的中国成语所说——顺水推舟，去推动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进程。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的海洋项目主任Jacob Kean-Hammerson表示中国已经在全球废物贸易展现了领导力，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废物贸易的工作给许多出口国家敲响警钟，提醒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塑料废物的影响。而欧盟修定了废物运输法规，可能禁止向欧盟以外的地区出口废物。这是中国在废物贸易的领导作用带来的影响。Jacob认为塑料污染条约非常重要的是对塑料生产进行总量控制，但除废物贸易之外，全球还未出现对塑料总量控制展现领导力的国家。他认为塑料总量控制的措施可能相反会激发创新，推动塑料从大规模生产低价值产品向高科技生产工业的转型。他呼吁能有国家站出来，在总量控制展现领导力。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高级项目官员Shorey Myers表示，我们需要更多关于塑料材料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和研究，通过总量控制进而应对塑料的健康和气候风险。她认为，中国的“五年计划”执政方案有利于中国政府有效地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和推进塑料污染的进程，从而成为塑料低碳化和无毒化趋势的领导者，进而引领和启发其他国家和地区。
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海洋塑料专家胡鹏岩从事废弃渔网回收10多年，创新构建渔网回收再生价值链。他指出NGO在构建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社区层面和地方政府的沟通，数据调研，开展公众宣传教育等方面。
从左到右：高雄心商业联盟联席主席Jodie Roussell、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高级法律主任Daniela Duran、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的海洋项目主任Jacob Kean-Hammerson、Bloomberg Philanthropies高级项目官员Shorey Myers、青合循环经济与碳中和研究院海洋塑料工作组胡鹏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政策企业论坛秘书处主任
打击塑料污染的重要性需要再三强调。塑料正在使海洋窒息，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生态灾难，也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在应对这一挑战时，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进程的预期成果是多层面的。它旨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框架，以减少塑料污染和废物，鼓励回收和可持续的替代品和推动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危机。它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国家承诺采取和执行强有力的政策，并且承认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同时，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向数据跟踪的转变，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应对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全球竞争中也至关重要。这种支持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直接相关。
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清洁零废的未来，让我们积极迎接挑战，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世界铺路。
“社会组织在中国塑料污染的参与和实践”研讨会合影
内罗毕的“中国声音”意味着什么？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天，INC-3正式开幕，塑料污染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未来一周就国际文书预稿案文开展磋商工作，各成员国和多利益相关方将提出各自的关切和期待。中国社会组织联合主办的研讨会，为参与INC-3会议的多利益相关方代表，贡献了中国在塑料污染治理的民间行动经验和见解，助力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内罗毕进展。
感谢合力组织该次研讨会并共同撰文的主办方工作人员。
